之红楼第一案

 诉讼

一卷芹书封建史

 两楼风雨沧桑铭。

岂知吝财为滋讼,

 便是世路钱做马。

     《红楼梦》一书，作者自云：“此书不敢干涉朝廷”、 “无朝代历记可考”、 “大旨谈情”实为欲盖弥彰也。然，其所谓“不写之写”，却以物拟人、以人拟物、应物象形、一语双关、由此及彼、一击两鸣、心传神会、言外之意、弦外之音，实乃言有尽而意无穷也！言而总之，如宋代词人姜夔在《白石道人诗说》中所说：“语贵含蓄。东坡云：‘言有尽而意无穷’者，天下之至言也。”谢鸿申的《东池草堂尺牍》中所说更为透彻：“至《红楼梦》，笔力心思，一时无两。人谓其繁处不可及，不知其简处尤不可及。”

     此之谓也。此即所谓平常之语，却显无限文章，无限情理，无限深意。还是鲁迅说得好，《红楼梦》“盖叙述皆存本真，闻见悉所亲历，正因写实，转成新鲜。”《红楼梦》第四回“薄命女偏逢薄命郎，葫芦僧乱判葫芦案”就已初显端倪，对所涉清代诉讼及审判之事叙得有疏有密、有隐有现、含蓄有味、寓意深远、藏而不露、藏露结合。贾雨村在糊涂判了冯渊案后，《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中脂砚斋曾侧批曰：“不过是如此等事，又何用细写，可谓此书不敢干涉廊庙者即此等处也，莫谓写之不到，盖作者立意写闺阁尚不暇，何能又及此等哉！”由是观之，如非亲身所历，取其事体情理，何能叙得有正有闰、相得益彰？追踪蹑迹，曹雪芹虽在此处大费笔墨写案外之人情、势力及复杂之社会关系，但亦写原告之起诉、雨村之公堂断案，寥寥数笔，可谓惜墨如金，间净之至。所彰显清代诉讼、审判之制度，虽无刻意雕琢之痕迹，却又扑朔迷离而毫无浅露之弊。真可谓：“一字不可更改，一字不可增减，入情入神之至”。

中国之诉讼制度，可谓源远流长。许慎撰《说文解字》认为：“诉，告也”；“讼，争也。……以手曰争，以言曰讼。”由此可见，“诉讼”一词起初并非连用。文献所记，早于西周之时，便出现刑诉与民诉之初步分野。《周礼·秋官·司寇》曰：“争财曰讼”，“争罪曰狱”，郑注：“讼，谓以财货相告者，狱，谓相告以罪名者。”显而然之，“讼”指民事诉讼，“狱”指刑事诉讼。刑事案件之审理称作“断狱”，民事案件之审理称作“弊讼”。民事之诉中两造——原告与被告，均需缴纳类似近代诉讼费之“束矢”，否则为“自服不直”。战国之时，李悝之《法经》因以刑罚之手段督励耕战，民事关系之法律调整为辅，致使中国古代之民事诉讼步入低谷。至汉唐，民事之诉日臻完善并趋于制度化，继而已达成熟之程度。《唐律疏议》对民事诉讼之起诉期间、管辖与受理、终审权与越诉以及司法机关应受理抑或不受理之法律责任等，均作出明确之规定。由宋至清系中国封建之经济发展时期。宋时有凡"讼不甘已事者"处以杖刑或决配，以及在民事诉讼之史上绝无仅有的财产分配之制度，如分产不公允许卑属控告直系尊属和旁系尊属。据《元史·刑法志》、《元典章》、《事林广记·刑法类·大元通制.》记载，元朝在法典中专列"诉讼"篇，为现今“诉讼”一词之来源。迄至清朝海禁大开之前，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始终无明确概念之划分，民事诉讼常常依附于刑事诉讼，二者分中有合。清代之民事诉讼制度，于案件之管辖、审理之程序、审理之制度等均较前代有重大之发展，只是诉讼程序更为严格，禁止擅自越诉，即便是案情属实，对越级申诉者亦科以处罚。与此同时，调解制度成为清代民事诉讼制度之重要内容。清朝康熙皇帝曾把“调处息讼”与“强盗”、“完粮”并重，督励州县官认真执行。《大清律例》严格规定州县官在民事诉讼中之法律责任：凡无故不受理者最高可杖至八十，如受财，则计赃从重论。由此观之，中国诉讼之法律制度辗转承袭，陈陈相因，延续至今，已成起诉、审判、执行之三足鼎立之势。

一曰起诉。普通民、刑当事人称原告（亦称原造、控告人、首告人等）、被告（亦称被造、被控告人等），争讼之双方合称“两造”。“造着，至也。”无论民事诉讼，抑或刑事诉讼，大都由原告起诉，类似于当今之自诉。轻微之案件以口头起诉即可，重大之案件则须递交书状。告状之书面文书统称诉状、呈状，民事案件书状称“傅别”， 刑事案件书状称“剂”。起诉须交纳类似当今之诉讼费，民事诉讼双方须交纳“束矢”（一百支箭），民事诉讼双方须交纳“钧金”（三十斤铜），否则即为“自服不直”，或不予受理，或判以败诉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回“薄命女偏逢薄命郎，葫芦僧乱判葫芦案”写道：

“彼时雨村即传原告之人来审。那原告道：‘被殴死者那乃小人之主人。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，不想是拐子拐来卖的。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银子，我家小爷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，再接入门。这拐子便又悄悄的卖与薛家，被我们知道了，去找拿卖主，夺取丫头。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，倚财仗势，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。凶身主仆已皆逃走，无影无踪，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。小人告了一年的状，竟无人作主。望大老爷拘拿凶犯，剪恶除凶，以救孤寡，死者感戴天恩不尽！’”

显而易见，该案之原告为死者冯渊之仆人，其起诉相当于现今之自诉,为刑事诉讼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八回“滥情人情误思游艺，慕雅女雅集苦吟诗”中所述贾雨村“枉法”之另一案：乃是贾赦看准石呆子之古扇，“偏偏石呆子不卖，谁知雨村那没天理的听见了，便设了个法子，讹他拖欠了官银，拿了他到衙门里去，说所欠官银，变卖家产赔补，把这扇子抄了，作了官价送了来。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。”该案则为雨村假公济私，向石呆子提起的公诉。自秦朝时，起诉方式依起诉主体之不同，分为两类，一为官吏代表官府对罪犯之起诉，类今之公诉；一为当事人及家属对罪犯之起诉，类今之自诉；迄至汉代，称起诉为“告劾”，即自诉告发称“告”，由原告直接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；公诉称“劾”，由监察官吏和行政官吏立案追究。汉朝之官吏均有“察举非法”、“举劾犯罪”之职责。此定势一直延续至清末，只朝代称谓不同或有些特殊规定。如，《大清律》不准“干名犯义”，规定除谋反大逆等重罪以外，“如子孙告祖父母、父母，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、父母，即属‘干名犯义’杖一百，徒三年。诬告者绞。”又，《大清律》规定，每年自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日正值农忙，凡户婚田土等“细事”，一概不准受理，突显封建司法制度“重刑轻民”之特点。